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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參與式創作者的粉絲——讀《文本盜獵者》

        來源:研究生院 ?? 2020-04-14 ??作者:李聰 瀏覽量:12

        粉絲被視為娛樂至死的代表,也一如既往的承受著刻板印象和被污名化。亨利·詹金斯于1992年出版了《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被公認為研究粉絲文化的開山之作。不同于當時將粉絲看作“文化白癡”的主流學術看法,他將粉絲作為積極的參與式創作者引入討論,關注一群電影和電視劇的狂熱愛好者,將他們看作熱衷于從影視原始文本中借用材料構建自己文化的文本盜獵者;并以學者和粉絲的雙重身份,通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粉絲社群,討論了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粉絲”。

        這本書的寫作之時,是紙質印刷同人志時代衰落的開始,也是電視信息時代的開始。詹金斯一再強調文化特殊性、歷史特殊性,以及具體文化接受、文化挪用等個例的特殊性,但書中考察的粉絲文化、同人寫作等與當下的中國乃至向全球化蔓延的追星現象并無本質區別。

        李聰 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傳播學2018級碩士研究生

        反抗與創造:“文本盜獵者”與“文本游獵者”

        《文本盜獵者》只關注一個粉絲群體——一群電影和電視劇的狂熱愛好者,大部分是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當時的粉絲被定義為迷戀細節、花邊新聞和名人,并被誤解是除了熱衷連續劇外不存在其他生活的人。粉絲群體的刻板印象并非全無事實依據,但不可否認的是當處于主導地位的文化秩序受到侵犯時,恐懼心理就會直接投射到粉絲群體身上。正如布迪厄所言:“自認為合法文化衛道者最不可忍受的,是那些命令嚴格區分的優劣品味,卻褻瀆地合流到了一起”。然而,沒有人能在流行文化中真空生活,粉絲只是一個處于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邊界”上、還在努力定義自身身份的亞文化群體。

        在詹金斯看來,粉絲是媒體內容的積極消費者和熟練的參與者,他曾有過精準的描述——粉絲文化是由迷戀和不滿混合而成的。源于對某部電視劇的異常喜愛,粉絲利用電視劇的元文本進行二次創作,生產許多地下傳播的同人作品。另一方面,由于流行敘事不能完全滿足觀眾的要求,粉絲們必須與之斗爭,努力向自己和他人表達原作中未能實現的可能性。同時粉絲在創作中不斷參加同人展、粉絲俱樂部的聚會等,利用信件、復印件、錄像帶等進行互動,獲得烏托邦社群的身份認同,從虛擬世界延伸到現實世界中,形成參與式文化。

        讀者們不僅是盜獵者,還是永遠在運動中的游獵者,從借來的材料中建構自己的文化,爭奪文化權利。他們不受永久性和私有制的限制,不斷移動到另一種文本中制造新的意義。多數粉絲不會在一個粉絲圈耗盡熱情就消失,會尾隨他人進入不同的粉絲圈和流行文本,形成寬廣的文本間網絡。


        回到現實:理解粉絲圈的五個維度

        詹金斯希望展現粉絲圈作為亞文化群體的復雜性和隱含的積極性,他認為想要理解這種文化群體,至少要理解以下五個不同但相關聯的維度。

        首先,粉絲圈意味著特定的接受模式。粉絲高度集中觀看電視文本,通過“重播”仔細檢視有意義的細節,掌握越來越多的電視劇敘事,并在分享、表達和爭論的過程中創造意義。

        其次,粉絲圈包含了一系列批評和解讀實踐。學會全社群偏好的閱讀實踐是成為粉絲的一個步驟。粉絲評論家致力于解決劇情漏洞,發掘多余信息和未充分發揮的可能性,并建造出比原電視劇更大更豐富更復雜有趣的元文本。

        第三,粉絲圈為消費者的社會活動打下了基礎。粉絲是對電視臺和制作方提出反饋的觀眾,堅持自己對喜愛的電視劇的情節發展擁有評判表達權。

        第四,粉絲圈擁有自己文化生產的特定形式,有自己的審美傳統和實踐。粉絲創作的根本特性——“用愛發電”——挑戰了媒體產業對流行敘事的版權。

        最后,粉絲圈可以充當另類的社會群體,與其說是逃避現實不如說是另類現實,制造親密的人際關系和烏托邦式的社群認同。


        《文本盜獵者》記錄的過去與現在最大的區別可能在互聯網技術的出現,這里絕不是技術決定論,但電子革命已經真實改變了媒體權力。參與式創作者的特點被進一步放大,粉絲參與媒體制作和傳播的范圍擴大,以及社群內頻繁的線上交往,都增強了各種亞文化的影響力。粉絲的文本盜獵和文本生產不再是個人的封閉性創作,而是通過社交媒體進行的共同參與式生產,是社群內跨時間、跨地域的集體狂歡。

        最后,我們也應該區分參與式文化和粉絲圈這種特定的參與式文化的差異。如果將視線放大,在互聯網技術發展的現在,自媒體蓬勃發展,MCN矩陣也遍地開花,參與文化被資本化且商品化的商業模式,粉絲圈只是廣大參與式文化現象中的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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